将组织或雇佣网络“水军”在网上威胁、恐吓、侮辱、诽谤、滋扰的黑恶势力作为本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对象，彰显了党和国家整治网络空间的乱象的决心。与传统犯罪相比，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往往与网络黑产相勾连，有着更隐蔽的组织形式，更强的反侦查意识，病毒式的扩散路径和更高的社会危害性。加强对网络“恶势力”及“软暴力”犯罪的研判，准确适用法律，明晰规制思路，才能确保网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法治轨道上取得胜利。

　　人民法院着力惩治网络黑恶势力犯罪，体现着新时代促平安中国建设的司法作为。

　　在网络强国与数字中国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，谁掌握了互联网，谁就把握了时代的主动权。当前，人民群众对晴朗网络空间的需求日益强烈，对网络环境下公平正义的“体感”越发敏锐。信息网络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被一些人用来“加持”传统犯罪，甚至催生新型犯罪，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幸福。“套路贷”掺杂暴力、威胁、虚假诉讼等索款手段又容易诱发其他犯罪；“呼死你”“聊死你”等恶意软件被用来非法追债、敲诈勒索或打击报复；“网络水军”“网络打手”从事编造虚假信息、诽谤攻击、非法推广等违法活动；网络“黄赌毒”利用网络交流平台和社交工具进行新型网络赌博和淫秽色情犯罪，影响大迷惑强受害者甚众；敲诈勒索型“恶意投诉”“恶意退货”、刷单或反向刷单大行其道，严重破坏网络营商秩序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网络空间乌烟瘴气、生态恶化，不符合人民利益。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、诈骗、攻击、谩骂、恐怖、色情、暴力的空间。”正因如此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把组织或雇佣网络“水军”在网上威胁、恐吓、侮辱、诽谤、滋扰的黑恶势力作为本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对象。

　　梳理我国打击黑恶犯罪的历史可以发现，“恶势力”是一个源于办案需求、司法实践先行的概念。《指导意见》更加系统地对依法惩治“恶势力”和“软暴力”犯罪作出了规定，并首次提出在相关法律文书中的犯罪事实认定部分，可使用“恶势力”等表述加以描述。难点在于，“恶势力”团伙和犯罪集团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没有明显的性质转变的节点，黑社会组织、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、恶势力犯罪集团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。网络犯罪日益呈现出组织团伙化、头目幕后化、势力黑恶化、利益链条化、运作产业化、空间国际化等态势，向新行业、新领域蔓延。更加触目惊心的是，这些犯罪通常大肆非法获取、倒卖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信息，并以此为源头深度嵌入网络“黑灰产”。据调查统计，目前我国网络黑产的直接从业者数十万人，若计入辅助性质的上下游人员，从业者超过百万人，年产值逾1100亿元，上中下游可以任意组合，已形成十分成熟的运作模式。网路黑产目标明确、组织性强、覆盖面广，犯罪方法易传播扩散，主使者往往藏身幕后进行匿名网络协作，侦查取证难度大，社会危害性相较传统犯罪更高，很容易演变发展为网络恶势力犯罪。因此，要特别关注网络“恶势力”及其“软暴力”的认定，加强案件研判，做到人民群众有所呼，人民司法有所应。

　　准确把握网络扫黑除恶的司法理念和法律适用。“立善法于天下，则天下治。”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应本着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、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，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切的问题。由于“恶势力”和“软暴力”犯罪刚刚进入政策文本，加之其在互联网空间的表现和行为特征复杂多样，理论认识相对困难，给相关立法、司法实践也带来诸多挑战。要依法严惩网络“恶势力”及“软暴力”犯罪，更好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，首先要密切结合地方实践，及时调研总结侦查、检察、审判等公安司法工作的有益经验，在网络扫黑除恶斗争中发扬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；其次要立足时代特点，把握犯罪行为进化特征，树立规制网络“恶势力”和“软暴力”犯罪的新思维和新策略，对涉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实质评价，加大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，坚持打早打小，打准打实和不枉不纵；第三，要激发社会力量参与，准确适用刑事制裁，以更多元的主体、更丰富的方法和更规范的程序来有效打击网络黑恶势力；最后要致力于消除网络黑恶犯罪赖以滋生的环境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，培育良好社会风尚，探索对网络“恶势力”和“软暴力”犯罪协同共治的新模式。